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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理论的案例分析: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俄国(苏联))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时间:1622681044 点击:

[文章前言]:各国纷纷制定确保全面战争/总体战决定性胜利的战略:1914年每个国家战略计算所依据的主要是施利芬计划,既德国迅速击败法国以及通过一系列战争快速击败俄国的战略。 直到1910年,

  各国纷纷制定确保全面战争/总体战决定性胜利的战略:1914年每个国家战略计算所依据的主要是施利芬计划,既德国迅速击败法国以及通过一系列战争快速击败俄国的战略。

  直到1910年,俄军总参谋长确信如果巴尔干争端问题引发战争,德国会将其主要攻势针对俄国。

  而苏联的档案研究表明:即使俄国人后来开始相信德国将会首先进攻西线,但俄国开始表达出了对法国迅速溃败的担忧,以及德国伤亡较少,对欧洲均势造成决定性改变,这会纵容德国放手东进以分裂和平。

  故1914年8月,俄国迅速入侵东普鲁士,没有等到俄国军队的全面动员或者甚至进攻集团的给养火车。

  施利芬及其合作者了解火力的提升增强了战壕中防御者的战术优势,并且铁路带来的机动性有助于一个国家保卫自己的领土。

  但是,他也指出,对战壕可以包抄,铁路可以使位于中心地带的进攻者各个击破地打击对手,俄国动员的缓慢为执行这一战略提供了“机会窗口”。

  德国的战略更多的受一种恐惧的影响,即害怕德国的对手握有进攻机会。老毛奇认为,德国可以通过在东线对俄国发起有限进攻、在西线保持位置性放手的方式,将延伸威慑扩展到奥地利。但施利芬相信,如果德国将部队主力投入东线,法国就会轻而易举地越过那些防御。因此,在德国将注意力转向俄国之前,法国的武装必须被解除。

  由于施利芬及其继任者夸国的进攻力量,并也夸大了自己的进攻力量,德国采取的战争计划让东欧的一场有限战争迅速升级为一场卷入欧洲所有大国的决定性会战。施利芬计划通过在战争初期消减对抗俄国的力量,增强了德国对奥地利的战略依赖。对进攻优势的认知以及进攻战略的采用导致了无限联盟和侵略性的制衡行为。

  一战前的几年,法国当局夸大了德国的进攻优势,认为与俄国的紧密联盟对于抵御由德国庞大的人口、雄厚的军备和物质基础所带来的的威胁是必要的。在1912年至1914年的国际危机中,绝没有推诿,法国看起来至少和俄国人自己一样捍卫俄国的利益。这与1909年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危机中法国给予俄国有限的支持形成强烈对比。法国算计的变化主要来自1911年摩洛哥危机,即法德之战在所难免之后他们的信念。因此,被俄国抛弃变得比卷入俄国的争斗更加危险。此外,法国也坚信对德进攻性一战取胜前景的信念。

  20世纪30年代末希特勒的战略与施利芬早期的战略相反。希特勒没有试图通过一次大胆的打击颠覆欧洲均势,而是试图通过一系列针对外交上孤立的受害者的闪电战实现这一目的。这一战略尤为重要的是夺取捷克斯洛伐克的34个区及其重工业复合体苏台德区。

  对德国采取一步步扩张战略的一个充分解释就是其他国家的推诿外交。如果希特勒被法苏联盟紧紧包围,他也许会寻求与施里芬计划类似的战略解决方案。但是,对手的推诿意味着更容易的、步步为营的路线是可行的。希特勒无需面对一个难题,即进攻是否容易到可以在一次战役中击败所有欧洲国家,这正是施里芬计划面对的任务。相反,希特勒只需要考虑进攻是否足以一次打败一个敌人。

  两个假设塑造了斯大林的联盟外交。第一个是即使苏联不向它们提供援助,法国和英国能够长时间对抗德国,部分是因为防御者优势。即使德国击败法国,高昂的战争代价也使搭便车的苏联相对其他大国而言加强了地位。

  在1939年3月的讲话中,斯大林认为与德国相比,“毫无疑问,非侵略的、民主的国家更强大,在经济和军事上都是如此”。被讽刺为“斯大林的古德里安”的巴甫洛夫上将从西班牙内战返回之后,使斯大林相信大量配备装甲车的闪击进攻是不可行的。此外斯大林也高估了波兰的防御力量。因此,斯大林对法国的快速陷落感到震惊:“难道他们完全不能做任何抵抗了么”?

  斯大林外交背后的第二个假设是,如果苏联采取一种军事上强大但外交上非挑衅的姿态,德国可能会首先投入西线年,斯大林就持这样的观点:如果战争来临,“我们不得不采取行动,但是为了在天平上放上决定性的重量,我们会是最后一个这样做的”。

  如果德国征服了波兰,斯大林将会失去他的缓冲区,使推诿战略更冒风险并且更难部署。然而,在希特勒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法国和英国确保会支持波兰,由此使斯大林的任务变得更容易了。

  因此,到1939年底,苏联处于同1913年的俄国相似的位置:俄德战争之前必然先是法德之战。苏联有将对抗推迟两三年的动机。尽管环境类似,俄罗斯帝国选择了侵略性制衡,而斯大林选择了推诿。因为斯大林更为相信防御力量,如果斯大林了解到希特勒会在一个月内攻克法国,他可能会像1914年8月的俄国那样行动。

  1938至1939年法国的战略受到两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是将法国防御成本推给英国的愿望,二是基于法国在一战中的经验感受,即进攻远比防御困难。法国人相信如果仅凭自己与德国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他们会输,但是在全面全面动员的英国的援助下,他们能够打赢一场防御性战争。法国战略包括制衡和推诿两方面都意图实现这一目标。

  1938年9月法国在极其有利的情况下拒绝参战以及一年以后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同意出战。慕尼黑危机之时,在欧洲法国实质上握有战略主导权。为了摆平捷克斯洛伐克34个失控的师以及攻克强大的边境防御工事,希特勒打算使用大部分的陆军和空军力量。这将使法国在西线享有七对一的优势。此时,齐格菲防线%,且刚浇注的水泥还尚未定型。

  到1939年9月,与一年前的517个相比,齐格菲防线个碉堡。波兰战役中德军可用于西线个在前线个师形成了反差。鉴于法国军队缺乏进攻机制,这些力量分布表明1939年9月即使对齐格菲防线来一次拼尽全力的进攻,也不能挽救波兰。法国发起的这一次无力的试探大概是在那种环境下唯一可行的进攻。

  1938年9月至1939年9月法国行为自相矛盾的转变取决于英国的态度从不倾向支援捷克到愿意为波兰提供保护。这使法国对波兰的保护是基于对防御优势预期的推诿战略的一部分。法国没有冒险将全部的战争成本推卸给苏联(放弃对波兰的保护),法国采取了它认为更保险但是更昂贵的路线,即将部分战争成本推给了英国。

  法国高估了英国对它能提供防卫的帮助。如果法国对自身的防御力量更有信心,马奇诺防线就会被延伸至英吉利海峡,也可以回避保护波兰,将全部责任推卸给苏联,而不是部分推卸给英国。另一方面,如果法国对进攻机制更有信心,在1938年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可能是更具吸引力的。事实上,到1940年5月英国远征军总共仅有4个师,这是因为幻想法国推诿成功而采取的举措。(四)英国:有限责任战略

  基于对英吉利海峡和新欧洲战争再度重演上次缓慢进程的预期带来的防御优势,英国追求一种有限责任战略。对马奇诺防线的信任以及英国离岸位置额外带来的缓冲,使英国可以坐等希特勒的全部意图暴露无遗。张伯伦在慕尼黑绥靖希特勒的原因之一,是他过高估计了德国的战略轰炸能力,担心英国自身的反击能力不足以威慑德国对英国城市的攻击。

  如果东亚出现多极化格局将是危险的,俄国影响的衰退、中国的崛起、美国在该地区军事存在的不确定性、一个统一、有核武器的韩国出现的可能,日本重整军备在范围和时间上的不确定性,以及缺乏促进透明度的机构框架。

  首先,东亚地区领导人继续认为他国是不可信任的,这与欧洲传统均势政治是一致的。加之缺乏有效多边机制、国内政治结构的非同质性、以及紧密的经济相互依赖,传统的现实主义将在东亚继续盛行。

  很多国家认为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存在是对区域安全的保证,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防止日本重整军备的替代方案。也认为如果美国从东亚区域撤军,不仅会再现安全两难、军备竞赛和螺旋上升模式,这会导致区域行为体做出对区域均势重大及有潜在危险的错误估计。

  即使在核时代,拥有小规模、易受攻击核武库的国家将会与更大的国家或彼此间结成联盟,以发起可信的威慑。在这种情况下,捆绑和推诿的动因可能仍然适用于未来的核决战。因此,发展一个结合沃尔滋均势理论与杰维斯安全困境理论的理论,是必要和可行的。要分析现实的政策决策,我们必须了解当时领导人对均势和进攻-防御平衡的认知。

  随着二战的爆发,造舰计划先是被消减,随后又在1941年因德国入侵而中断。战争期间,在任何重要的作战中苏联海军都没有发挥重大作用。与之相反,陆军及空军则再次证明是俄罗斯应对主要安全威胁的最重要的军事力量。当然,苏联海军在二战中也扮演了一定的辅助作用:在整个卫国战争期间,苏联海军在敌人海上交通线多艘军舰和辅助船只。

  黑海舰队对于防守重要港口和稳定陆上战场的南翼发挥了重大作用,破坏了敌人从克里米亚的撤退,加速了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的解放,并进行了登陆作战;波罗的海舰队在希特勒德国进攻列宁格勒期间,支援了沿海陆军集团,航空兵和海军陆战队参加突破列宁格勒包围圈的作战,在海上交通线上扩大作战区域;北方舰队袭击了进犯摩尔曼斯克的德国军队,运送陆战队登陆作战,并切断敌人的海上运输,为解放贝辰加地区和北挪威做出贡献;内海和内河的亚速海区、多瑙河区等舰队也给地面部队进行直接支援;1945年8月,太平洋、北太平洋和阿穆尔河区舰队迅速占领库页岛南部、千岛群岛和朝鲜各港口,为苏军对满洲日本的打击奠定基础。

  苏联很重视在东北亚的权力和影响。事实上,苏联赢回的土地比1905年俄国被日本打败前在远东控制的土地更多。苏联成功避开了太平洋战争,直到最后一段时间,苏联才在1945年8月9日向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发起进攻。苏联的这次进攻很大程度上是对美国长期施压的回应,美国要求在击败德国后,苏联加入到对日本的战争中来。但是,斯大林为苏联的加入开出了价码,于是1945年2月在雅尔塔,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达成了一个秘密协定,如果参加对日作战,苏联被允诺可以得到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南部。在中国东北,它拿到了旅顺的租借权,把它作为海军基地,苏联在大连商业港口和该地区的两条最重要铁路的“优先利益”也获得承认。

  德·托克维尔在1835年关于形成两极世界的预言在二战后得到了实现,苏联陆地地缘政治战略地位比战前大为改善,在东欧建立了霸主地位,庞大的地面部队主要位于苏联西部和欧洲东部,建立了战略轰炸部队,并对领土空中防御体系进行现代化改装。1950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美国的30%,而到1975年则上升到美国的近60%。苏联在钢铁、煤炭、石油等重工业方面进展迅速。苏联的国防开支从1948年的131亿美元增长到1970年的720亿美元;随着、氢弹、洲际弹道导弹、人造卫星、载人航天飞行器的研发和使用,苏联缩小了与美国的战略实力差距,其进攻作战能力得到了很大加强。同期由于美国受到越战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国内消减国防费用的呼声日渐高涨,相对美国而言,苏联更能承受负担沉重的国防费用。

  随着德国和日本的崩溃,苏联通过二战成了欧洲和东北亚的一个潜在的霸权国。如果可能,苏联一定会在这两个地区进行统治。但是,由于纳粹德国对苏联造成的巨大伤害,苏联需要国内重建实现战争后的恢复;此外,美国的超地区霸权战略也不允许苏联掌控世界岛的这些核心地区。因此,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寻求在不挑起与美国及其盟友的热战同时,尽可能地扩大苏联的影响力。苏联也希望避免和美国发生紧张的安全竞赛,尽管没有成功。该时期的苏联执行的地缘战略可以视为谨慎的扩张主义,有四个主要目标:伊朗、土耳其、东欧和南朝鲜。这些地区都属于麦金德所界定的内新月型地带,或被斯拜克曼视为边缘地带。二战后,苏联还要求得到土耳其境内的军事基地,这样苏联就可以帮助控制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土耳其达达尼尔海峡。但最终美国通过杜鲁门主义的出台,决定阻止苏联在东部地中海的扩张。

  大国的战略实力,通常取决于自身的资源汲取能力和可供利用的联盟力量,而战略实力的绝对增加并不能完全决定国家的战略取向,只有同期大国间战略实力的比较优势,才是战略博弈的关键。影响国家资源汲取和动员能力的因素主要有权力对比与分布、地理条件等外部脆弱性因素,以及政治军事制度、国家推行的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等组成的政治权力等。只有当苏联所面临的外部脆弱性程度较低,且国家政治权力较强时,才会形成较为成功的渐进式战略转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进行了大规模的陆上领土扩张,扩大了安全边界,增加了与其他列强的战略缓冲,为其发展海权提供重要的地理和资源支撑条件。苏联先后以征服、兼并、大国协议、加盟共和国等方式,吞并了众多国家和地区的领土,包括芬兰的佩琴加地区、卡累利阿、维堡;德国的东普鲁士北部和梅涅兰德;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波兰东部;捷克斯洛伐克的外喀尔巴阡;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中部和南部;塔努图瓦;萨哈林岛南部和千岛群岛。

  苏联进行领土扩张的出发点主要基于三个方面:战略上的、经济上的以及民族的。尽管这三个要素在苏联的宣传机器上并不重要。领土扩张的战略目的处于防御动机,确保对内陆、领海和陆地通道的控制权,但它也通过增加周边国家对苏联压力的防御脆弱性而起到一种攻击作用。经济目的在位俄国核心区提供波罗的海优良港口设施以服务于对外贸易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民族目的不仅和泛斯拉夫野心相关,而且也与生活在苏联国家名义管理框架下的少数民族的团结有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获得了265000平方英里的领土,使苏联的领土达到8600660平方英里,仅比最盛时期的沙俄少50000平方英里。苏联在西面吞并的那些领土是准备用作防止将来被复兴的德国或者是敌对的西方国家联盟攻击的一种缓冲。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主要通过五个通道进攻苏联:(1)从芬兰北部进攻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2)波罗的海地区,通过芬兰南部和波罗的海国家进攻列宁格勒;(3)白俄罗斯地区,经由普利佩特沼泽北面的华沙—比亚维斯托克—明斯克陆上通道,然后向北到列宁格勒;(4)波兰南部和顿巴斯盆地;(5)通过罗马尼亚到敖德萨和黑海。尽管苏联在北面吞并了诸多领土,但是巴伦支海的入口仍然未被苏联控制,斯瓦尔巴特群岛依然为挪威所有,后者拒绝了苏联对这个采煤的北极群岛的主权要求。边界的最重要变化时对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吞并,苏联地理学家尼古拉斯·巴朗斯基对此作出了总结:“由于它的地理位置,苏联的波罗的海地区是苏联对外联系中最重要的地区……它是服务苏联中部的天然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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